当国家安全部首次明确使用"翻墙"这一俗称界定违法行为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技术选择背后更为复杂的法律逻辑与身份治理机制。

一、官方定调：网络安全边界的明确化

2025年11月10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翻墙"上网？违法！》一文，首次直接使用"翻墙"这一民间术语，明确界定"擅自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的违法性质[1]。这一官方表态打破了以往对此类行为的模糊表述，标志着网络边界管控的进一步收紧。

该文披露的案例揭示了"翻墙"行为的三重风险链条：个人隐私信息泄露→被境外间谍机关窃密→诱发连锁违法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例涵盖了从普通网民到涉密单位工作人员、国企员工等不同群体，表明监管范围正在全面扩大。

其中一起典型案例显示，某国企员工长期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反华网站，观看涉政治谣言视频并下载传播，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逮捕[1]。这一轨迹印证了最初的"好奇浏览"可能发展为"主动参与"的路径，形成了从违法到犯罪的连锁反应。

二、技术性避险优势：数字时代的生存策略

在官方明确定调"翻墙"违法的背景下，一个微妙的技术现象浮出水面——技术性避险优势，即通过技术手段调整自身在法律系统中的身份标识，从而获取更有利的法律地位或风险规避效果。

从法律学角度看，这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避行为。根据法学理论，规避法律是"行为人为谋取利益的增加或不利益的减少，通过合法或不违法的形式，故意改变行为本应具有的事实状态，在本质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

与直接违法的区别在于，技术性避险优势不挑战法律的形式权威，而是在承认规则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手段调整自身在规则系统中的位置。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利用系统为不同身份群体设计的通道差异，实现个体风险的优化管理。

三、漫游场景中的身份博弈：同一技术，不同命运

技术性避险优势在国际漫游场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外国人或港澳居民使用境外SIM卡在中国内地接入互联网时，其行为被定义为合法的"国际漫游"；而内地居民使用相同技术手段，则可能构成"擅自建立非法定信道"。

这种区别对待并非源于技术本身的差异，而是基于身份管辖的逻辑。一张SIM卡在内地居民手中是"非法信道"，在港澳居民手中却是"合法漫游"，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中基于身份的差异化管控策略。

从技术实现层面看，无论是国际漫游还是其他技术手段，其本质都是实现网络连接。但在法律评价上，却因为使用者身份的不同而产生天壤之别。这种技术实现与法律评价的分离，正是技术性避险优势存在的土壤。

四、法律边界：从"概括性禁止"到执法实践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自行建立或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1]。这一 "概括性禁止" 条款的设计，体现了立法者对技术快速迭代的考量——法律无法穷尽所有具体技术形态，但必须确立基本原则框架。

在执法实践中，这种概括性禁止转化为对"非法定信道"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判断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何种技术工具，而在于是否绕开了国家批准的合法通道。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个别案例中，即使使用的是普遍存在的商业化VPN工具，一旦构成"擅自建立非法定信道"，即可触发法律后果。

对于确有学术、商务需求的个人和单位，官方指引明确应通过国家批准的合法正规渠道进行境外访问[1]。这一例外规定创造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分界线，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跨境信息流动的管控能力。

五、历史参照：苏联的隔离机制与身份套利

苏联时期的地理隔离机制为我们理解当代网络治理提供了有趣的历史参照。在苏联晚期，确实出现了部分公民通过获取外国护照再返回苏联生活的现象，这本质上是一种 "身份套利"——利用系统为不同身份群体设置的区别对待，获取更有利的生活条件。

历史资料显示，苏联对外国人的旅行和居住设立了特殊规定。1978年的旅行法规明确列出了对外国人开放和关闭的地区，形成了地理上的隔离机制。这种物理空间的管控与当代网络边界的治理有着惊人的相似逻辑。

更深入的分析表明，1981年苏联颁布《苏联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规定"外国公民在苏联享有与苏联公民相同的权利和自由，并承担相同的义务，除非现行法律另有规定"。这一表面上平等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创造出了意想不到的身份套利空间。

苏联时期的Intourist系统作为专门接待外国游客的机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区别对待。外国游客通过这一系统获得的旅行体验与普通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创造了事实上的双重标准。

六、技术隐身红利的伦理困境与未来走向

技术性避险优势作为一种个体理性选择，却带来了集体性的伦理困境。从个人角度看，这是系统化治理环境下寻求更大行动空间的策略；从社会整体视角看，则可能消解法律的权威，提高社会治理总成本。

从苏联的历史经验看，当身份套利成为普遍现象时，系统的控制机制往往会进一步收紧。当代网络管理中对"翻墙"行为的明确禁止，正是这种强化的体现。然而，技术与管控的竞赛从未停止——随着监管技术的精进，避险技术也在不断升级。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后苏联空间国家的互联网监管也呈现出类似特点。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在互联网立法框架上具有明显亲近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主权。这表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治理传统确实影响着当代网络政策的形成。

结语：在系统与个体之间

从国家安全部明确"翻墙"违法，到技术性避险优势的兴起，再到国际漫游中的身份差异，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系统通过区分"内"与"外"来实现治理目标，而个体则在系统约束下寻求"技术性避险优势"。

这种张力不会很快消失。只要系统内外存在明显的效用差，只要技术能力与法律身份之间存在匹配落差，个体寻求"技术隐身红利"的动机就会持续存在。

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清醒认识所有规则的边界与本质，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个人选择，并为自己选择承担的风险明确标价。在系统约束与个体自由的永恒张力中，这可能是最为务实的中道智慧。

参考文献
[1]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翻墙"上网？违法！》.2024. https://mp.weixin.qq.com/s/ly7oTN0EHHFyG0q1psK5-A

标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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